第349章 要不要移民

  赵老板带走了他的朋友, 留下了荷兰公司代理商的地址。

  高女士听着汽车开走的声音，忍不住感叹：“这也太奇怪了。”

  说起赵老板和宋大夫的友谊也挺玄妙的。

  当初宋大夫初中毕业就下乡，寄宿的地方就是赵老板家。然后等高考恢复, 他俩一道复习, 宋大夫先考上大学，却没忘了自己的小兄弟, 一直鼓励赵老板继续复读。

  在农村, 一个大小伙子20来岁了，没媳妇不下地干活，还在吭哧吭哧读书。除非你家是大队干部，家里有矿，否则其他人的反应嘲笑要比鼓励多得多。因为大学实在太难考了，更加像农家难以企及的梦。

  偏偏赵老板家很穷。为了供应他复读, 家里把仅有的两间土房子都给卖了。一家人就在破破烂烂的牛棚里住。

  赵老板头悬梁锥刺股, 硬是拼着一股气才考上的大学。可那会儿整个社会气氛都已经变了, 所有人一切朝钱看。即便他是大学生，因为他家穷, 在村里依然遭受奚落。

  偏偏在快毕业的时候, 一向学业优异的赵老板保研却出了问题, 被个成绩稀松平常但家里有背景的同学拿走了名额。

  直到他因缘巧合下出国后放弃学业，改做蛇头赚了大钱，他才瞬间身价倍涨。

  以前看不起他家的村民巴结着他家, 以前在他家倨傲的要命，收摊派款把他家仅剩的口粮也全部扒走的干部, 现在一天天的讨好着他家。

  就因为他有钱, 不管是想占便宜还是单纯羡慕的人, 都对他家另眼相看。

  所以宋大夫虽然不赞同赵老板的观点, 却能理解朋友的选择。他本身就是个很宽容的人。

  和赵老板相反，宋大夫明明是正儿八经的城里人，但下放几年的经历却让他对农村充满了感情。他记住的是老乡当年对他的好，其他不愉快的事，他倒是挺释然的。

  所以他愿意回国，回到那个他知道很穷，10年的工资都未必能赶得上在奥地利工作一个月薪水的国家。

  高女士就觉得奇奇怪怪的。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没想到迫不及待逃离农村的却是正儿八经的农家子弟。而心存留念的，反倒是下乡的城里人。

  周秋萍笑道：“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你问卢老师，对咱下河村的印象怎样？那几年过得怎么样？”

  卢振军脸上带着笑：“穷是挺穷的，不过挺好的。有的时候想想啊，真想再回去一趟。”

  到今天为止，他依然觉得他父母没有下放农村是深深的遗憾。

  如果当年他们也下放了，看到老百姓过得有多苦，大概就不会认为享受的理所当然了。

  新中国的成立靠的是战士一枪一炮打出来的，也靠的是老百姓用小车一点点的推出来的。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牺牲，怎么可能建立起新政权？

  他们又有什么资格以功臣自居，心安理得地过人上人的生活呢。

  但这些他只能在心里想想，无法对旁人明言。

  周秋萍笑了笑，转头问自己的母亲：“阿妈你想回去吗？”

  高兴同志头摇得跟波浪鼓一样：“回去干啥？”

  她想了想，倒是加了一句，“捐个学校倒还行。”

  回去就算了吧，那话怎么说来着？相见不如怀念。

  周秋萍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如果你能够看到的全是美好，那只能说明你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无论你在那里究竟呆了多久。

  毕竟，实际上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永远不可能真正把大干部家的小孩当成自己人。人家可以跟你客气，你要真这么以为，那就是不知轻重了。

  农民的生存智慧也不会让他们如此不识数。

  这些话，不用周秋萍和母亲说，高女士就心知肚明。真应了那句话，谁都无法感同别人的身受。

  上楼睡觉时，高兴同志突然间冒了句：“不晓得咱村里的小学咋样了，要不要再修个新房子。”

  没等旁人搭话，她又摇头，“算了，别到时候割我资本主义尾巴，追我钱从哪儿来的。”

  赵老板无所谓，因为现在人家已经变成华侨了。想敲竹杠的人手再长也伸不到国外来。她不行，到时候大盖帽一来，有理无理她都得倒霉。脱层皮是小，搞不好连骨头渣子都不剩。

  朱莉原先不太懂里面的弯弯绕，现在却福至心灵：“要不，奶奶，你也办个移民吧。这样他们就不敢动你的财产了。”

  高女士吓了一跳，本能地摆手：“我不要，我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我不要当假洋鬼子。”

  也是朱莉算稍微了解些内地人的想法，不然她这话太得罪人了，朱莉家人就有移民加拿大的。

  从出国到现在一直多看多听基本不说话，简直跟影子般存在的田彩霞这会儿出了声：“其实也不是换国籍，我听他们说了，分成白卡、黄卡和蓝卡。白卡有半年到一年的居留权，黄卡是一年到三年，蓝卡是六年到15年。想改国籍还要再申请。”

  高兴同志瞬间就心动了。

  倒不是她流连忘返，在老太太心里，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狗窝。外面再好也赶不上自己家。可她羡慕这份自由啊，不用小心翼翼，成天担惊受怕的自由。

  而且老太太还存了个不足以为外人道也的心思，那就是万一有啥不好，她有外国的居留权，她就能把家里人都带出去。

  逃过荒要过饭躲过日本鬼子经历惯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的老人有种近乎于矛盾的心理，她爱国她希望国家好，但也怕自家孩子稀里糊涂遭了殃。

  放在二三十年后，她的忧心忡忡简直可以说是杞人忧天，荒唐到好笑。

  但如果身处1990年，又知道1991年10月《人民日报》发文明言：当前我国的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就大概能够明白一个经历过动荡岁月的老太太惊弓之鸟心态究竟从何而来了。

  她女儿，她没做过坏事的女儿已经被抓过两回了啊，有部队也有公安。你让她到底敢坚定地相信谁？

  可拿外国的居留权，这事又太大了，高兴同志心里发慌，本能地想躲避，就跟鸵鸟似的慌忙钻被窝，嘴里含含糊糊：“睡觉睡觉。”

  周秋萍对此事没发表任何看法，她也不热衷于让母亲移民。虽然直到她重生前，外籍人士超国民待遇好像也不曾真正断过，但就还好吧，她那会儿也没心思在意这些。